8月2日，贺秋凡老师通过直播又做了一期黑泽明研读专题。

1950年，黑泽明将芥川龙之介写于30年前的小说《筱竹丛中》搬上银幕，并借用作家另一篇小说的题目《罗生门》作为片名。芥川的小说，以武士被害事件相关的七个人在官府的呈供，组成一个复杂的故事，核心人物是当事人强盗多襄丸、死去的武士金泽武弘和其妻真砂，三者的根本分歧关乎武士的死因，强盗说是决斗中把武士杀死，女子说是神智不清中成为了丈夫死的本能，武士（借女巫之口）则说是不堪忍受失妻之耻后的自我了断。

七份供词相互矛盾纠缠，根本无法拼凑起合乎逻辑的事件真相。芥川的用意，显然是要从各执一词中，得出“人是不可信赖的”结论，这是作家“怀疑、彷徨和神经质的阴暗一面日益浓厚”的世界观的作证。对于芥川小说的现实意义，周作人在《现代日本小说集·作家介绍》里如是评说，“他想从含在这些材料里的古人生活当中，寻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够粘切的触着的事物，因此那些古代故事经他之手，都注进了新的生命去，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了”。

电影《罗生门》在小说基础上增加了许多东西。首先是设置了罗生门与衙门两个场景，沿用了日本传统的“歌舞伎”的布景和表演形式，审判官没有露面，只维持一个倾听者的视角，罗生门下的僧人充当的“弁士”角色，既串联情节，也作评判。其次是增加亲眼看到凶杀真相的樵夫的部分供词。按照佐藤忠男的理解，“樵夫这段叙说，并非为了把真相搞得更加复杂，而是为了弹劾和揭发呈堂的三份当事人的供词里的谎言。”且看电影的情节进程：大雨中的罗生门下，樵夫和僧人经打杂儿的激发，回忆今早在官府陈述供词时的见闻。樵夫和僧人先后复述了他的供词，然后转述了三个当事人以及捕快的供词，所以官府得到的供词是六份，省去了小说里武士母亲一角。打杂儿的质疑樵夫，樵夫于是在罗生门下陈述了一份新的目击见证（就是黑泽明加上去的），推翻了他在官府的供词。但这第二份见证的修正并不完全，依然存在着谎言（主要是掩盖了他的偷刀行为），不过至少朝真相近了一大步。被打杂儿的再度揭穿后迎来电影的结尾，樵夫领养了罗生门角落里的弃婴。这样的安排意味着电影的主体，乃是罗生门下几个人物的言行，小说里作为主体的命案故事，在电影里只是这几个人的谈资。

显而易见，电影叙事时间分为三层：第一，罗生门下的口角时间。第二，樵夫和僧人共同回忆中的官府呈供时间，即当天早上。第三，众人共同回忆中的命案发生时间，也即三天以前。而小说原作，只有众人共同回忆中的一层命案时间，单一的场面感当然不及电影多层结构。电影里的时间关系，体现了包含、交织和延伸的立体关系，而小说揭示的七份供词只是一种平面（平行）关系，这个角度上说，电影因为建立了一种更容易被目击的结构而达成了针对平面化的小说的超越。但这一步，主要是两种艺术形式本身特点决定的。

电影的视觉属性不仅仅体现为它有画面。蒙太奇之父格里菲斯早在1913年就声称：“我试图要达到的目的，首先是让你们看见。”他当然不是指银幕上有光和影，而是要让观众“看到”创作者的意图。芥川在小说里，成功地把读者引向他的批判语境，那么黑泽明（以及经他授意而执笔的桥本忍）建立的纵向时间层次，究竟要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什么？

小说里位置从属的樵夫，在电影里充当着贯穿三个时间层的核心人物，不仅是三个时间层里各有不同表现，即使是在罗生门下，他也有前后反差强烈的转变，从影片开头他喃喃有词“不懂，简直不懂”到复述供词，到后来的翻供，到抱着弃婴离去，可以说他才是电影的绝对主角，而我们遭遇的，主要是他在一天里内心生活重大变化的全过程：案发现场卑劣地偷去武士尸体上的短刀——报案时谎称只看到尸首——三天后陈述供词时再度强调只见到武士尸首——听了三个当事人相互矛盾的呈供后内心大有触动——片头的沉思疑惑——被打杂儿的揭穿后的挣扎——翻供——被第二次揭穿——默认了偷刀之举——领养弃婴自我救赎，达成人性的回归。这才是黑泽明意图中的叙事航向，这条线索明摆着，黑泽明要让观众看到，“人是可以变好的”。

电影里，中心人物樵夫的两段回忆之间的差异，除了突出他的转变，也为他最后的救赎做出铺垫，他回忆里的回忆（三个当事人的供词），促成了他对人世间看法的变化，这个立体结构充满了内在的逻辑递进关系。回忆同样也是各人对经历之事的取舍，其中的“舍”在小说和电影里共同表现为各人对具体细节的掩盖，这就构成了不是谎言的谎言，比谎言更甚的谎言，回忆于是成为直逼人性深处的一把利刃——尽管芥川龙之介一刀下去只为血淋淋的展示，黑泽明一刀下去，是为提供疗救的希望。

芥川龙之介在绝笔《致某旧友的手札》里提到生命于他一直存在着“一种模糊的不安”，作用于他创作的，便是这种悲剧色彩的人生观。而黑泽明在电影里倾注全力，不仅因为这个题材可以“大展导演技巧”，更因为他“主张人类之爱的精神这一伦理动机”。他在威尼斯得奖后说：“如果本片作为现代剧受奖的话，我就更高兴了。”这是很能说明黑泽明对《罗生门》现实意义的定位的，这种反芥川龙之介之道的行为可看成电影对小说最根本的超越——人生信仰的超越。联系黑泽明导演该片的时代和前后一系列作品的主题可知，他的使命，是在战后的民族精神的重建。